09年6月21日新闻选录
我国将烟产品消费税最高提至56%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090620/00536375151.shtml
南京见义勇为受伤者治疗费将全额报销
http://news.sina.com.cn/c/2009-06-21/004818060610.shtml
大学生现身说法遭疑 “心神不宁”成网络流行语
http://news.sohu.com/20090621/n264652533.shtml
重庆过半中小学生讨厌写作文 只会看分数或评语
http://news.sohu.com/20090621/n264652435.shtml
四川高考现"古文字作文" 将请专家翻译
http://news.163.com/09/0620/17/5C92LUN200011229.html
重庆男子为让监狱治病三次偷牛入狱(图)
http://news.163.com/09/0620/16/5C9033DD00011229.html

南京讲演回来，似乎闲了一阵。

昨天给路桥三中讲课，突然想到一个说法：做老师的，不要动不动要求学生“好学”，孔子三千学生，只有一个颜渊是“好学”的，而且还是短命的。你能跟孔子比？你有三千学生？你难道希望学生短命？所以，跟奢望你的学生“好学”。

下午给药监局讲课，冒出一句话：新华门前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是朝外的，所以，这里面的人，就根本没想过要求自己做。

一年有许多这样的小机灵，都消失了，有了录音笔，可以捞点回来。

其实，人生捞不住的东西太多了。

捞得太多，背负得也就太重，活得势必太累，什么值，什么不值，反倒疑惑了。

晚上，在工商局讲完课，到沃尔得学英语，刚摸到了预习软件的门道。累了。七点半来的，八点四十五离开。到楼下一看，车没了。

已经好些日子不用锁了，觉得这电动车不像自行车，没钥匙开不了电门，就形同没开锁，谁知，还是被人骑走了，连同车上的雨衣。

骑这车的人，肯定比我穷，权当扶贫了。但这靠蹲守骑人家的车卖钱的人，有力气，也有心智，干什么不好？足见缺的不是钱。用我的车助不了这拿车的人。

想想这人拿车的过程，甘于为窃的，实在叫人不爽。

新的生活，新的办公室，一切是新的。挺好。过年的感觉是新的，其实，年的段落是人为的；换一个单位的感觉是新的，其实，这个变换也是人为的；走进这个日志，居然也有新的感觉。面对一切能带来新感觉的事物，都有理由说一句：新的，真好。

除了被动于人的事，如周末的语文辅导，应聘的笔试、面试辅导和应邀的讲课，我还有三件自己的事，一是写作，想写一点文化类的，软点的了；二是研究《世说新语》，搜集资料、熟悉背景与文本研读将相继展开；三是学英语，而且要花钱学，否则怕坚持不下去。

就是时间不够，天天处于欠账状态，总在疲惫中不甘心地入睡……

一晃，晃过了一年。当时想用一用这博客的，而且，作为“立此存照”，收集一点资料，并非没用。结果，却一直没用。连看看的机缘也没有。

我愧对的不是这个博客，而是自己的人生。忙忙碌碌，却了无头绪，不说一事无成，却只能是行无所从。

人生面临一个新的选择了，让这博客先有点新的样子吧。

差不多一年没用这个博客了，它的缺点是打开的速度太慢，耗不起时间。但它毕竟是我的一块园地，不能荒芜着。

新的一年到了，看看可以种点什么。

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 
6月25日新华社报道，在今明两年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之际，“中国共产党正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独有偶，此前，一份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两年前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出现在人民网、光明网等网站。
　　在中央对改革争论再次定调之后，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的政改报告被公布，引人注目。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包括周天勇、冯韧、唐海滨、马怀德、王安令、辛鸣、韩保江、尤元文、梁朋等中央党校及各高校的研究者。
　　中国必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前年初访法、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底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均强调过的决心。
　　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学界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而什么样的方案最适合中国国情，周天勇坦陈，“我是学经济出身的，我关注的是效率、风险控制、可行性，没有可行性的方案，我是不会考虑的。”
　　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等。
　　即使是在两年后来看，也值得关注。6月24日，周天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实现吗？要符合实际。”
　　为什么提交政改报告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有什么来历？
　　周天勇：这个报告是中央党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当时做这个课题，主要因为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所以，可以从成本、效率、风险、可行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其他人可能更多地从政治体制本身去研究这个问题。
　　记者：我看了您的研究报告，有一点需要你解释一下，在党的很多文献中，“民主”都是一个追求目标，而你的报告只是将民主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为什么？
　　周天勇：可能这是过程和目标的关系，有的时候需要把民主作为一种努力方向，但是我作为研究者，我只是想从务实的角度考虑问题，能走半步就要走半步，能走一步就要走一步，但是你一定要走，但是你不能一下子就走十步。
　　记者：结合现在的时势，你特别想强调这个报告中哪方面的思想？
　　周天勇：报告中有关改革政府机构的思考还可以更深入些。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比如变相审批多，办事越来越难了，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矛盾、多头，使企业无所适从，给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如果不予坚决改革，就业不能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不能调整，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很多事业和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就会葬送在这些部门的审批、许可和收费罚款之中。
　　在我设想的改革步骤里，就是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框架里，先对这种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进行改革，一步一步来。
　　先实现经济自由
　　记者：有没有人认为你们的方案过于保守？
　　周天勇：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方案太保守。但如果提出的方案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的话，使国家可能陷入深渊，那么做还不如不做。我想，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改革的震荡性能小一些、代价小一些，对人民亲和度大一些，长远前景好一些。
　　我们提出的这种政治适当集中和经济自由的体制结构，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保障了它们的高速发展。我们是一个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多民族的大国，在政治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有利于稳定，并推动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稳中求变，这样可能会更好。
　　记者：你怎么看待那些比较理想化的改革观点？
　　周天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全盘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第二种看法认为不能有太大的动作，有的学者认为连经济体制都不能动；还有一些人认为，仅仅就政治体制改革谈政治体制改革。
　　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各国模式不同，从各国经验看，东亚体制就是政治集中一段时期，先实现经济自由化，这样就可以收获经济成就。而一些非洲国家，也学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效果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不能集中精力，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经济自由，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结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设计政改方案，你是从哪些角度来考虑的？
　　周天勇：我是学经济学的，更多地愿意从务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考虑，更多地愿意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更多地愿意从成本、效率和风险角度考虑，更多地从人民能不能得到实惠角度考虑。而不仅仅从价值好恶来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原由和框架。我们要冷静地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成本、效率、风险、可操作性等问题，思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中互相搭配的模式选择，看哪些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哪些政治体制需要建立。
　　我的考虑是，建国以来，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务实，老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纠缠。政治体制改革为了什么？就是要以人为本，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是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所以我要多考虑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老百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与成本，合算不合算。
　　人大、政协改革
　　记者：但是政府改革的动力其实主要是靠内部力量，这就涉及到如何发挥外部力量的问题了，谁能作为外部力量驱使政府改革？
　　周天勇：改革总与利益分配相关，对我有利，就有内生动力，损害自己利益，就没有改革积极性，甚至想方设法阻挠。而政府改革，可能会损害既有公务员和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不能指望政府自己改，必须要靠外力推动。第一，要看执政党的决心，这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二是社会舆论压力，人民的愿望，通过人大机制能够反映，并形成快速稳定的传导机制，把压力传导到政府机构。
　　记者：可是目前让人大发挥作用还要受到很多因素制约，人大该怎么改？
　　周天勇：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关键是要构造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制衡关系。一是政府的立法，彻底从部门化改为民主立法，现在我们很多腐败，发生在立法不民主上，以这种包含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法执政，成了损害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二，一定要把收税收费决定权收到人大，只要涉及到收费的，一定要通过人大讨论，要举行社会听证，公正的听证，不能由政府部门和行政授权的单位，发个文件就可以收费和罚款；第三是，财政收支一定要实行阳光财政，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无论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权，都要交给人大。现在预算内资金的使用，人大代表不知道，预算外的，人大代表更糊涂。预算外资金更是一笔糊涂账，根本就没有提交人大审议。所以，我们讲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先搞好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如果连政府随意收钱都控制不住，收上的钱是怎么花的都不知道，还能谈什么进一步的民主呢？
　　记者：但是目前人大代表的结构与整体素质还无法达到你说的那种要求。
　　周天勇：所以，可以探讨是不是设立专职的人大代表，现在党政干部在人大代表中占的比例过大，应扩大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比例，使人大能更广泛地代表民意，这些代表不但应有充分的时间参政，还要有监督政府预算的能力，并成立专业委员会，能展开专业的立法与审查工作等，现在的代表不专职的现象是到了必须改的地步了，比如你是一个企业家，你365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做自己的企业工作，他连预算都不懂，你怎么能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出意见来，还有精力去监督政府的预算执行？专业知识和时间上也不可能。此外，每年开“两会”的时间也要变，现在每年3月开“两会”审批预算，而财政预算在1月就开始执行了，还没有审批，预算已经执行了一个季度，怎么能做好监督工作呢？
　　十六大之后，全国人大增加了19名专职人大常委，改变了人大常委会的组成结构，我觉得，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以后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你提到过政协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怎么发挥？
　　周天勇：实事求是地说，政协的监督力度比人大要大，特别是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监督，政协委员能够提出专业性的意见，所以，是否可以考虑，人大通过预算以后，政协也要复审一下？ \
　　应加大竞争性选举的力度
　　记者：制度反腐专家钟岩曾多次提出可以建立改革试验区，你是否这么认为？
　　周天勇：我知道有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是可行的，这样就可以把成本与风险控制放在可控范围内。比如说，找一个地方，把工商、质监、城管的收支两条线体制都废除了，财政全额将他们供养起来，政府机构按照当地需要来设置，不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且大量削减政府审批，特别是把真实的失业率列入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再加上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等关系民生的指标，并允许非政府组织对环保进行监控。在这个地方，还要取消乡镇政府，搞一个派出机构就可以了。
　　在选举这方面，先让选民直接选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职化，再由人大代表选县市长。并且这种选举是竞争性选举，可以推出两个县市长候选人，通过地方的实践总结出经验再推及全国，我觉得是可行的。
　　记者：总的看，你们的方案还是要在稳定、可控基础上，推进改革。
　　周天勇：是的，因此要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和议政、新闻适当管制和改革、间接民主为主等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强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民主，从下到上扩大民主。通过这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节约政治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体制，使国民经济在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的条件下，再健康、快速地发展几十年。再过几十年后，在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去按照他们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依靠他们的政治智慧，去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从以后政党格局的改革看，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或者是意图实现多党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当高昂，风险也相当大。多党利益无法统一协调时，国家分裂的可能性都很大。因此，为了保证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证政治上的集中和统一性，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两院等方面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要以法执政，以法治国。党领导的组织要以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式存在。要以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从事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以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式进入人大、政府和两院，并以法执政。
　　●如果在一个文化和民主素质还与发达国家水平有一定差距的国家里，片面地强调新闻自由，可能会形成舆论上的混乱，因此，党对新闻的领导，是社会和经济体制稳定转型的需要。较为重要的是党要领导、规范、引导新闻舆论界，努力转变党对新闻的领导方式，使新闻体系为振奋精神、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服务，并不是说，新闻体制和宣传方式不需要改革，其也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和调整。
　　●建立公共服务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我们过去的政府是一个计划集中管理、生产建设取向、行政命令式的政府。因此，要考虑政府体制的改革，职能的转变，将行政命令型的政府、将审批收费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在方案的设计上，要注重乡级政权体制改革时的阶段性和政权的连续性。在取消乡镇一级政权后，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比如防止村霸和黑恶势力出现，维护乡村的社会治安，一些修路、打井、清洁公益事业等等，需要建立自治组织和政府精干的巡回和派出机构来治理。
　　●需要研究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和事权体制的改革安排，设计一种既保证中央政治集中的需要，又满足地方各级政权和公共财政运行需要的财税体制，并科学和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各尽其责；并且还要使税收结构有利于促进投资、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起草、制定、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属于人民供养的各类机构和人员，需要定岗定员、规定标准、建立指标体系、严格经费拨款、制定审核监督办法和增加供养人员的程序，将供养机构和吃皇粮人数膨胀用法律的形式死死控制住。
　　●要研究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与其执行的监督程序，消除许多部门法律和法规中的审批、收费、特别许可等寻租设置，理顺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冲突，使法律和法规的制定达到促进经济发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各方行为、节约交易和社会管理成本等目的。
　　●要按照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政权职能，重新设计市县级领导政绩的指标考核体系、考核办法和考核程序。把为官一任的政绩取向，用科学的指标、办法和程序引导到为民办实事上来。
　　●大力发展民间的商会、协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可以放宽限制，使这些组织主要为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服务。
来源:南方周末
 

27年前一个关于中国、美国教育的预言
 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四段文字：
 　　1、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
 　　2、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3、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
　　4、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翘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最后，在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部分，也有四段文字：
　1、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将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
　　2、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路边用早点。
　　3、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
　　4、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们是这么写的：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7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六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近二百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
 黄钟    
       剧变后的俄罗斯的命运，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因缘，无论俄罗斯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将影响中国的命运。俄罗斯是中国的镜子。看不清俄罗斯也就看不清中国自己。可以说，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对中国模式的挑战。 　　
      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我们应该擦亮眼睛，端正心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反思是不充分的。许多人乐于见到，也乐于相信，俄罗斯糟得很，热衷于报道俄罗斯的困境，渲染俄罗斯的痛苦，实则是想教训人们：看吧，这便是俄罗斯的下场！简单地把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贴上反面教材的标签是危险而有害的。这就可能使我们从苏联和俄罗斯的经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从而妨碍了我们本应该进行的变革，或者延缓了变革的步伐，甚至是直接遏制某些必要改革的进行。 　　
       在有些人看来，俄罗斯改革采取的是激进战略，并且认为这种战略震荡大，风险高，社会难以承受。其实答案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也许在中国人的眼里，仅仅1991年后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滑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俄罗斯的冬天开始了。虽然两个国家的国民都长期受过这种观念的灌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有的中国学者却宣称俄罗斯陷入了醒不过来的噩梦之中。在一本纪念苏联解体10周年的书中，我们只看到剧变后的苦不堪言：90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时期的25%，每4个俄罗斯人就有1个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单看这些数据，似乎俄罗斯已经民不聊生。不少中国学者一直在为俄罗斯人民忆甜思苦。对于俄罗斯一度出现的经济衰退，有些中国人表现得比俄罗斯选民还要愤怒和不满。
      照这样的视角来看，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岂不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春天来临，噩梦已醒吗？要知道，1999年，俄罗斯GDP增长32.%，2000年增长8.3%，2001年增长5.0%，2002年增长4.2%。2003年GDP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同比增长7.3%，人均3200美元。2003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2010年GDP比2000年增加一倍。
   由此可见，如果只会以物欲的心态判断俄罗斯的转型，就会走眼，看不清俄罗斯转型的真相。单从俄罗斯对苏联制度的否定程度和速度来看，是根本性的，也可以说是激进的。但是，俄罗斯社会是否能够承受这种激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俄罗斯国民用自己的选票做出了回答。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无论是经济处于什么状态，哪怕是1991?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1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俄罗斯人民在坚定地用选票宣布自己抛弃什么，需要什么。或许，这让只会以经济眼光看问题的人难以理解。
       俄罗斯的制度剧变不是暴力强制，而是俄罗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罗斯公布的《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公决是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重大问题进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决的决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国均须遵照执行。”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就是否实行总统制举行全民公决，75.3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选民投赞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中，74.7%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7.3%的选票投了叶利钦的票，只有16.8%的选民支持雷日科夫。1993年4月25日，64.5%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58.76%的选民对叶利钦表示信任，53.04%的选民对叶利钦总统和联邦政府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社会政策表示赞成。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选民的58.4%赞成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新宪法。迄今，俄罗斯已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1996年大选时，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然而，是叶利钦，而不是久加诺夫获胜。1999年12月，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并于2000年3月26日当选为俄罗斯第三届总统。2004年俄罗斯第四届总统选举中，登记选民共1.09亿，选民投票率超过61.18%，普京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获得71.31%的选票，远远超过2000年当选时的52.94%。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里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
      这四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实际上是俄罗斯人民对选择方向的再确认。如此看来，转型就不仅仅是渐进还是激进，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导致经济衰退那样简单的问题。当我们看到， 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幅度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30%，我们就不能因此简单得出结论：俄罗斯倒退了。
      俄罗斯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框架下参与政治。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哈里托诺夫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承认自己在大选中失败。选举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结果。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治轨道。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不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震荡。政治斗争将继续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这也表明，俄罗斯没有把苏联制度的瓦解看成是改革失败的象征或标志，而是相反。国家权力乃公器。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得与失评价变革的成与败，以为得即成，失即败，而要看是否有利于完成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
      可以说，从俄罗斯的几次全民公决和总统大选来看，没有出现过社会难以承受的问题，倒是反对根本变革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没有赢得国民的支持。比如，1991年的8•19事件就是例子。判断变革的步伐是慢了还是激了，准确的民意表达是最好的裁判。换句话说，俄罗斯转型是首先从变革的合法性入手，而不是简单的激进或者渐进的问题。一旦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并获得了权威，那么国家的目标就明确了，变革也有章可循，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是哪里，甚至是到底会走到哪里，到底想走到那里，都不清楚。如果是慢慢地往火坑里走，这样的渐进无论是怎么个渐法，都形同慢性自杀。只要民意认可，壮士断腕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有俄罗斯学者对一为中国经济学家说：“俄罗斯有很多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这些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俄罗斯人民。”这本身就是谎言。俄罗斯选民从来不是对一张白纸进行全民公决，然后政治家拿着这张白纸任意填写。这一点如果不提，俄罗斯变革非但不能给我们提供积极的教训，而是可能被简单地当成反面教材，甚至变成吓唬变革的工具。
      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俄罗斯的立国之基，已经不可动摇。因为这个基础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认可的，其权威性和合法性，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难以否定。任何政党想谋求政治席位，就必须在这个前提下从事政治参与。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就一定是渐进的了。这不是对苏联制度的修补，不是在苏联制度的基础上走一步看一步，最后走到哪里都不知道的改革，而是在全新的地基上对宪政民主制度的修补和完善。
      在立国的基础奠定和稳固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就会一种方向明确的渐进变革。在这样的框架下，政治家会争相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了政治家必须符合“国情”，否则他就难以赢得选民的支持。比如，普京就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尽管人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权力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总统由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公民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不能连任两届的规定，使得总统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也不可能成为斯大林。在新制度下，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受强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而且宪法明确规定，禁止书刊检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里，集权只能是有限的，因为没有绝对权力聚敛的基础。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都表明，政府不能不是有限政府。这是一个不会再出现克格勃半夜敲门和大清洗的国家。即使总统拥有君王般的权力，他也是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下的君王，他的铁腕只能是法律认可的铁腕，是受到在野党和社会制约的铁腕。
       毋庸讳言，转型不是给国民免费发放的纯净水。玫瑰色的、纯净的变革是没有的。在思考俄罗斯转型时，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腐败和两种不同的稳定。否则，我们就难以看清俄罗斯的现实和未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政治改革使得俄罗斯的变革走上了不归路。私有化一方面造成生米做成熟饭的事实，从而形成维护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比如，谁想把一块属于公民个人的土地要弄到手，就得遵照平等自愿的市场法则，否则，就会遭到强烈反抗。反过来，经济自由化政策也保证了政治变革的民众基础，谁想退回计划经济制度的老路已经没有可能性。虽然公开私有化，不免出现了寡头或者腐败，这也和关起门来化公为私的政治含义不同。选票和民意意味着鞭策。任何政党和政治家想立足都只能在民意的基础上进，而不能退。如果寡头利益跟选民利益不一致，那么，政治家里就会分化出制约力量，而不是整个政坛如酱缸，径直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清晰的产权界定使得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更加容易，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解决问题，比如解决竞争不足、垄断价格等等问题，就不会觉得是一团乱麻，不会觉得不全盘推倒整个制度就没有希望。
       在私有化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国企的公司化改造就会存在更多腐败的可能。和公开私有化导致的腐败相比，这是两种不同的腐败。一种是关起门来的腐败，一种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腐败。在前者，媒体只是权力的看门狗，后者是自由和权利的表现。我们应该理解宪政民主制度下腐败治理的前景和专制下腐败的治理前景的区别。如果俄罗斯还是斯大林时代的制度，书刊必须审查，这也不能批评，那也不能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不但不能消除腐败，相反，倒是腐败和特权的温床，如果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改革，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市场激发的物欲结合起来，就不能不导致黑社会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了。这时再来自我赦免，就缺乏道义基础和合法性，会引起社会严重不满，甚至是政治危机。
       在一个不干净的国家，“哪个是干净的？”这个疑问将是毁灭性的质疑。要知道，这种渐进改革并不是没有牺牲品，而是牺牲品不能发出声音。渐进改革不是没有代价，而是代价由弱者付出。一旦他们有机会释放自己的能量，将会有什么后果呢？基于这一忧虑，既得利益集团就可能奉行顽固抵制宪政民主改革的策略。一旦错过了时机，面临投鼠忌器的困境就更大。因为宪政民主的转型必然意味着社会对腐败的遏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形成了恶棍绑架国家的局面，必定会产生经济社会震荡。另一方面，经济成就往往意味着跟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对于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来说，它首先看中的是否能够赚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和社会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资本就会开溜，但国家却不能开溜。由于担心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震荡，切实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就会更加艰难。
      因此，应该正视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不应该在社会精英中培育和强化期待完美转型的幻想。否则拖延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代价更加高昂。宪政转型必定会有或大或小的风险和震荡。变革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天上掉馅饼。风险也不能单从一年二年甚至10年、20年的经济效果来看。如果地基打歪了，虽然拆掉会有损失，但是将就着下去，盖得越来越高，住起来就更危险，再要拆掉，那就损失更大了危险更大。可以说，从俄罗斯变革历史中得出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是十分危险的结论，本身就是危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几乎成了一种宿命论：中国走过改革道路是只能如此。改革在变成另一种僵化，一种不断变动的僵化。
       中国除了走过的线路外就别无选择吗？或者说，走过了的，就是最好的？中国的制度、体制、社会发展是可以持续的吗？这样的问题也许异类，但是这样的问题却可以使我们警惕。
      我们应该有反思的自由和勇气。

历史不应只是胜利者的宣传
慕毅飞
书名：《中国大审判》
作者：吕相友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版次：2006年1月第1版
定价：29.80元
封面下载地址：http://www.dangdang.com/dd2001/getimage_big_l.asp?id=9136937
40年前的今天，“文革”暴发了，在“文革”中，出现了一个后来被叫做“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集团”；30年前的今天，以“四人帮”的粉碎为标志，“文革”结束了。我手上的《中国大审判》，就是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图文纪实。释卷而思：如果当年的“四人帮”不是失败，而是得逞，结果会怎么样呢？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喜欢这样的假设，但历史存在偶然性，就像肆虐10年的“文革”，就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断定“四人帮”就肯定无法得逞？即如《中国大审判》所言，“四人帮”在上海把武器都发下去了，他们是预定10月10日动手的，幸亏捉拿“四人帮”的时间是10月6日，“先他们一步”。如果“晚了一步”呢？还是忍不住要来一个假设。
因为阅读《中国大审判》时，我被拽入了“文革”的言语环境，总觉得万一“四人帮”得逞，由“四人帮”来审判别人，这审判结果，恐怕也会是类似《中国大审判》的言语。
《中国大审判》的摄影和文字都出自吕相友之手，作为摄影记者，吕相友是出色的，但要理解“文革”，解释“四人帮”现象，显然强吕相友所难。从《中国大审判》的内容和书后列举的参考书看，吕相友的摄影是原创的，文字则依据“文革”结束之际声讨“四人帮”的那些文字。这些文字，“四人帮”玩得最熟，其中有不少词汇的原创，就是“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
譬如把“四人帮”称作“反革命集团”，这“革命”不就是“四人帮”每天挂在嘴上的词？这几个天天高喊“革命”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的呢？尤其是把“四人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定位为“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实在让人犯疑。要知道，张春桥发迹，就始于他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讲的就是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张春桥、姚文元“文革”期间影响最大的文章，分别就是《论资产阶级法权》和《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中国大审判》不仅语句与词汇，几乎都是“文革”的，思维和判断的方式，也带有鲜明的“文革”烙印。譬如说江青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说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说王洪文靠打砸抢起家以外，还说他“文革”以前在上海当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吃喝喝”……这是“四人帮”诬陷、残害别人时常用的伎俩，现在被用于对付“四人帮”自己，往雅了说，“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一个结局都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彼得·海尔语）；往俗了说，这是以牙还牙，恶有恶报。
这丝毫没有责怪吕相友的意思，30年前声讨“四人帮”的时候，所有的批判武器，几乎都来自“四人帮”的理论武库；只是30年过去了，仍然运用“四人帮”的语言来清算“四人帮”，反倒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是著者之外，主编、执行主编和出版社该负的责任。否则，历史真就成了胜利者的宣传，仿佛粉碎“四人帮”，只不过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倘若“西风压倒了东风”，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中国大审判》没让人看到这样的“历史进步”，这是此书让人感到颇有憾意的地方。
                                                    2006-5-1上午10时许成稿于温岭
                                         浙江省温岭市委宣传部 （317500）   慕毅飞（公务员）
                                          笔名：慕容、莫心、易非、一飞
                                          0576-6010992       1370586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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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哥伦比亚的倒影》说点真感觉
慕毅飞
书名：《哥伦比亚的倒影》
作者：木心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版次：2006年1月第1版
定价：22.00元
封面下载地址：http://www.dangdang.com/dd2001/getimage_big_l.asp?id=9124870
春节刚过，就听说坊间热卖一本散文集，书名叫《哥伦比亚的倒影》，作者是位从浙江去了美国的八旬老人，笔名叫木心。上海作家陈村，说他读了木心的散文，立刻晕眩昏迷，断言在他见到的依然活着的中文作家中，以木心之文字最为优美、深刻、广博；湖南作家何立伟说中国当代散文作家中，像木心那样有学识，有见地，有眼界并且有真性情的实在太少，读后如同见了高人，作声不得，惟有默然；文学史家陈子善则认为近年来多种形式的怀念上海之旧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都比不上木心的《上海赋》，这是一篇奇文，一篇妙文，非大手笔无以出之；尤其是陈丹青，愤而作别清华的画家，一年前出版了热销的《退步集》，此时借热销书说事，说他之所以出书，是想建立一点知名度，以勾引大家来读木心的书……
对一种文字的嗜好，如同食客的口味，什么怪癖都可能有，对上口味，激赞一通，当属性情中事。但我的胃口终究被吊了起来，拿到《哥伦比亚的倒影》，就像饿汉扑到了面包上，来不及静心端坐，逮着下辑的6篇《上海赋》，品读起来。
《上海赋》是由《从前的从前》开篇的，形同从“爷爷的爷爷”说起，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待到读着“豪奢泼辣刁钻精乖的海派进化论者，以为软红十丈适者生存。上海这笔厚黑糊涂账神鬼难清，讵料星移物换很快收拾殆尽，魂销骨蚀龙藏虎卧的上海过去了……”，新奇老到的语言，给人一丝兴奋。再往下读，谁知风光不再，木心只忙着念读上海的谱牒。虽从楚相黄歇浚了一条黄歇浦（黄浦江）说起，满足了人们的一点好奇；然后，两汉、魏晋南北朝一路说下去，歇笔于西方列强将上海弄成了东方的“恶之华”……煞像简介上海演变史的折页，实在是了无新意。
再读《繁华巅峰期》，写1937年至1941年的上海，写它洋商多，洋货多，洋报多，洋人的电台也多，“这边破土动工，那边落成剪彩”，顶个店面就能发财；然后，就是繁华时期的民俗图，一讲“牌头”，二讲“派头”，三讲“噱头”，一噱还噱出“陈家噱周家、周家噱陈家、陈先生噱陈太太、周少奶奶噱周少爷、父母噱儿女、外甥噱娘舅。票房价值最高的滑稽戏，广告：‘噱天噱地’、‘噱倒一家门’，巧言令色是噱功好，貌似忠厚是噱功更好，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上海人一字以蔽之：‘噱’。”这可能就是论者所谓的奇妙文字了。可奇妙是奇妙到了极致，却也不过是一幅民俗特写，读不出有特别惊人的地方。
两篇读下来，吊起来的胃口，回落了下去。接下去的《弄堂风光》，还刊入了2006年第4期的《书摘》，论角度，虽与北京的胡同比了，再与杭州的“巷”比，比来比去，终有几分俗套；论文字，两三千字的一大段，极写弄堂的杂乱，不见得有什么章法——仿佛不以杂乱的文字，写不出弄堂的杂乱。剩下的只有对民情的洞悉，可单凭这点洞悉，未必就是精致的散文。至于后来的几篇，已让人失去细读的耐心了。尤其是压轴的《只认衣衫不认人》，篇幅最长，看得出下了功夫，可怎么看怎么像服装教材的节选。这样的文章，要说内容，“广博”是无愧的；若凭文字，“优美”也说得过去；至于“深刻”，真是天知道！看完6篇《上海赋》，能让人有所感悟、有所启迪的东西，至少我是一丁点儿也没读出来。
尽管有一帮子人热炒，木心还是木心，估计读了《哥伦比亚的倒影》而有我这种感觉的人，未必只有我一个。也许我的口味也怪，但我说出来的感觉却是真的。
                                                    2006-4-23夜24时成稿于温岭
                                         浙江省温岭市委宣传部 （317500）   慕毅飞（公务员）
                                          笔名：慕容、莫心、易非、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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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所有毁灭都是“美好的”
慕毅飞
书名：《美好的美好的时光》
作者：耶利内克
译者：陈民、刘海宁
出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版次：2005年8月第1版
定价：16.00元
封面下载地址：http://www.dangdang.com/dd2001/getimage_big_l.asp?id=9034311
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青睐独特性，但独特性与独特性之间，却不妨形成相似性。至少在近年的获奖者中，读南非作家库切的《耻》和读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的《美好的美好的时光》，就在犯罪题材的表现和反叛社会心理的刻划上，读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可比性。虽然库切的故事远比耶利内克完整，而耶利内克的语言则远比库切更具先锋意味。
由于电影的影响，耶利内克是靠《钢琴教师》走向中国读者的；但就主题和题材的特点而言，恐怕《美好的美好的时光》（陈民、刘海宁译2005年8月，译林出版社第1版）更能代表耶利内克的风格，虽然这两部作品差不多是耶利内克同一时期的作品。
小说一下笔，就写三个学生和一个工人，在维也纳公园群殴并抢劫了一个路人。如果这叫犯罪，这罪是他们刻意犯下的。接下来的故事，就在这四个来自三个不同家庭的青年之间展开；外加一对夫妻，就是四个青年中一对孪生兄妹的父母。所有的故事，就是叫索菲的富家少女，被叫汉斯的工人和叫赖纳的学生追着，但最后索菲和汉斯玩了一场性游戏，赖纳失落了。性开放的安娜，也只充当着汉斯的性伙伴，她为自己成不了汉斯的女友而大哭一场。大资产阶级出身的索菲、有工人运动家传的汉斯、有纳粹背景的小市民家庭的赖纳和安娜，都成为学生组织的成员，崇尚着改造社会的暴力。作为串场戏的父母，则在龌龊、无聊、下流的施虐与受虐中，演绎着暴力与忍受。最后，没有任何理由的赖纳，在一个梦醒的早晨，用自配的钥匙，取出父亲藏着的手枪，打死了还在熟睡的妹妹、母亲，拿斧子砍死了父亲，再用尖刀将三具尸体捅得只能辨认出性别……这样一个始于毁灭，又终于毁灭的故事，耶利内克竟把它叫做《美好的美好的时光》，让一切望名生义的读者大呼“狂晕”！
耶利内克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病态的；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几乎都是对立冲突的。用冲突着的病态的人，来表现性与政治这两大主题，很容易引发出毁灭的结局。即使是青年的成长史，也蜕变成悲惨的毁灭史。让人不解的是，耶利内克眼中的毁灭，却竟然是“美好的”。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耶利内克，虽未曾罹难于战乱，但犹太血统的家庭影响，使她对法西斯倾向有一种抗争的本能。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她的《美好的美好的时光》，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一部政治小说。她让一个有着纳粹遗习的父亲，带出一个毁灭全家的孽子，固然体现着她的政治意图；她让一群醉心于“红色旅”的青年，干着毁灭生活、毁灭未来的勾当，体现的更是她所理解的政治。
《美好的美好的时光》取材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起真实案例，用耶利内克自己的话说，她把这起有着真实原型的故事定格到50年代末，旨在表现那时初露端倪的政治恐怖主义的灾难。看不懂的书名，就有了一个很好懂的解读：在当初德国纳粹者眼里，毁灭被认为是“美好的”；在后来德国“红色旅”政治恐怖主义的眼里，毁灭依然被认为是“美好的”。当这血淋淋的毁灭揭示给人看的时候，再加上来自某些人心底那“美好的美好的”旁注，正为了警醒世人：绝非所有毁灭都是“美好的”。
                                                    2006-4-22夜22时许成稿于温岭
                                         浙江省温岭市委宣传部 （317500）   慕毅飞（公务员）
                                          笔名：慕容、莫心、易非、一飞
                                          0576-6010992       1370586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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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十一点，辅导完上午新接的两个面试考生，匆匆上路，是小毛送我到的宁波。
到了长沙黄花机场，并没见到红网接机的人，我坐民航的大客进了城，转乘出租车到了湖南宾馆。
进门看见毛体的“为人民服务”，不是周恩来当年胸前那小方牌上的字样，便知这很可能是湖南省的老官驿。弄不好是毛当年住过的地方，这字就有可能是毛为这儿特意另题的。
找到会议的接待处，见到了红网的评论部主任杨国炜，一面疲惫，不知是为红辣椒，还是为了这个会，反正累得不成人样。屋里有四五个人，杨国炜一一作了介绍。当时听来多是熟悉的名字，但现在想不起来了，足见我记忆名字的低能。只有方浩，帮我把行李拿到房间，他和我一样从宁波来，早我一个航班。刚进航班，游完岳麓山的王学进回来了，他介绍了同行的练洪洋和另一位女士。
我和学进同住715，晚餐认识了中经报的徐冰和搜狐的赵牧，桌上作陪的是红网的老总舒斌。最年轻的是南京晨报的王石川，跟我想象的一个样，帅气的壮小伙，安徽口音很重，但真诚可人。还有一位来自长春的现役军人，话不多，老带随和的笑。大家一见如故，聊得开心。鄢烈山赶在大家动筷前赶到，还是那么瘦，精神却很好，并不见老。大家举起啤酒，好一桌团团圆圆的评论人。
席间，说到那里的女子厉害。我说，湖北的女子厉害。鄢烈山说有一个说法，其中有“湖南女子爱情，湖北女子爱命”。我说了曾在武汉街头见到一个小女子追打一个大老爷们，自己在武汉街头连遇两个试图骗我的女子。鄢烈山不以为然的说，没有那么恐怖，就像别人都说广州火车站很乱，我却从来没遇到过麻烦。谁知席间一位来自长沙某高校的宣传部长，说了他在广州火车站前的广场走过，曾被两个汉子一左一右挟住，要他给他们买烟吃，他刚说了一句“我凭什么给你们买烟”，一把刀子顶到了腰间，我向我的司机喊了一声：来看看怎么回事？他们一看我的司机穿着军装，落荒而逃……鄢老师不说了。
侠客气派的赵牧，说了上海有位出租车司机，先是听他外地口音，绕着道宰他；他突然用上海话说：你给我绕到这里来了？司机突然一惊：原来你是上海人，拿我开心啊？他说，你绕你的，我只给应给的钱。“我不欺负人就好了，谁敢欺负我啊？”侠气逼人，倒是有趣得紧。
吃过晚饭，我们和方浩一起上了街。直奔最繁荣的黄兴路，那是步行的商业街，和所有类似的商业街一样没有特色，只是更乱一点，“打折”的噪音更噪一点，乱得有点更忍无可忍。绕过这条步行街，路边的地砖竟不时呈现破败相，路灯也黯然下来。昨天一出机场，就发现整个长沙灰蒙蒙一片，进了城，有了楼群，也像多年没洗澡的破落户；行人的衣着，光鲜的不多；道旁倒有很多闲人，聚在花坛边上打牌、下棋；路上一起小车祸，只剩下一辆车、一只塑料油箱，却能引来两旁百十号人的漠然伫观。就这样一个城市，听说参评全国的文明城市，因为落了选还有些怏怏。
晚上十点许就回来了，各个房间多了些与会者的聚会，但我和学进却打点就寝了。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不应有的缺失
慕毅飞
国务院研究室新近公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该《报告》用大量详实的数据，描述了农民工的收入情况，至少涉及到三个数据。一是不同工资的分布情况：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二是月平均收入情况：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三是工作时间：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4月17日《新京报》）。
这样的数据描述，固然能说明许多问题，却未能说明一个最要害的问题：农民工的月收入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到底有多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就出台了《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订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标准至少两年调整一次。要评价农民工的收入状态，是否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无疑至关重要。
从现有数据看，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收入标准似乎不低。从能查到的数据看，目前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一类为690元；甘肃等西部地区相对较低，三类标准只有300元。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差如此悬殊，仅从农民工的工资分布情况看，恐怕看不出问题。单纯从月平均收入看，已经远超出最低工资标准，那就更看不出问题。但这里恰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所谓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劳动者依法享受的各类休假期间，均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所以，要考量农民工的最低工资，就得考量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农民工实际的状况是：“低工资、超强度、超时劳动现象非常普遍（4月12日《新京报》）。”《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所说的“每天工作时间”，不知是否包括节假日。即使不算节假日，86.3%的农民工也已处于超时工作状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1.5倍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加班的，要分别支付不低于工资2倍和3倍的工资报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考虑了农民工的加班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笔者去年在浙江参与过一次企业劳动工资的集体协商，结果发现，当地月收入上千元的农民工，如果严格按照《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的规定测算，几乎都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情况，劳动部门清楚，企业老板清楚，不少农民工自己也清楚。但检查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时，大家检查的都是月收入，至于背后的工作日、工作时，就成了一笔心照不宣的糊涂账。由于农民工对加班后的工资收入尚属满意，这问题就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的状态。
笔者以为，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是合理的，普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不合法现象，就应予以纠正；如果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切实际，就应把偏高的标准调下来。不能以损及劳动法规的尊严，来迁就企业劳动工资的现状。《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没有涉及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无疑是不应有的缺失。
                                                      2006-4-17下午15时成稿于温岭
                                         浙江省温岭市委宣传部 （317500）   慕毅飞（公务员）
                                          笔名：慕容、莫心、易非、一飞
                                          0576-6010992       1370586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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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记为什么比作文更难写
慕毅飞
一个初中学生，闷坐一下午，写不出一篇完整的周记。家长看不下去，请求老师将周记换成命题作文；说有了题目就有了范围，孩子比较容易找到思路，而且这也有助于提高应试的作文水平。结果，中学生抒发心灵的周记，纷纷变脸成了作文。教师们对此感到很无奈（4月16日《楚天金报》）。
按理说，周记比作文容易写。周记无拘无束，可以信马由缰放开了写。中学生正是灵动活泼、情绪飞扬的年纪；一星期有个释放心灵、发泄性情的周记作业，本该是何乐而不为的好事。结果，却成了托腮帮，咬笔头，憋上半天也无话可说的苦事。而且，人人叫苦，家长叫停；最后，还真的被作文取代，偃旗息鼓，不写了之。
正因为周记直录生活，直抒性情。周记的遭遇，反映的正是学生的遭遇。如果一切都围绕着“应试”转，学校的意义仅在于教室，家的意义仅在于寝室，而教室与寝室又都淹没在题海中。老师只成了教读的人，同学只成了伴读的人，家长只成了催读的人。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这样的生活，可以记上一周，记上两周，又如何三周、四周……没完没了地记下去？周记，当然只能无疾而终。
周记，首先是学生自己的心声；交给了老师，就成了学生与老师的对话；要是再被父母看到，就有可能是学生与家长的对话。学生虽然承受着学业的重负，心声总是有的；越是感到压抑，应该越有倾诉的欲求。但这些话恐怕只能搁在心里，既不敢跟老师说，更不敢给父母看。尤其当老师天天给学生念叨中考、高考的倒计时，家长天天追问考试的成绩与排名，学生纵有心里话，还能什么敢写入周记的？
作文倒是好写了，尤其是话题作文，空之又空，玄之又玄，写什么“位置与价值”，写什么“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写什么“远与近”……看似哲理兮兮，实则虚无一物，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当然不关国计民生的一丝痛痒。只需记几件富有寓意的轶事，背上几段高深莫测的名言，再把几类结构变过来变过去得弄熟……写作的范围就有了，应试的能力就有了，作文也就变得比周记好写了。
只是这样一来，学生的作文，就有可能成为不接地气的虚文，成为不吐心声的伪文。消失的虽然只是周记，但日渐逼仄的却是学生的生活天地，日渐扭曲的却是师生的情感交流。对渐行渐远的周记，该深情地呼唤一声：“归来兮！”为了让写周记不成为学生的苦事，要为学生留一方天地，要给学生说真话的权力。如果这个吐露心声的渠道真的关闭了，学生的心灵就更需要有个发泄的出口。那就容许他们有自己的QQ吧，让他们在同龄人中多些交流；提倡他们建立自己的博客吧，率性而为的才可能是活的文字！
http://news.sina.com.cn/c/edu/2006-04-16/05358708323s.shtml
                                                      2006-4-16夜20时许成稿于温岭
                                         浙江省温岭市委宣传部 （317500）   慕毅飞（公务员）
                                          笔名：慕容、莫心、易非、一飞
                                          0576-6010992       1370586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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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商业贿赂亟待专业化
慕毅飞
“比起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和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来，建筑业的商业贿赂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建筑业资深人士对记者道出了建筑业商业贿赂的种种黑幕，“建筑业的商业贿赂不但普遍而且数额巨大，工程项目动辄上亿元，涉及的回扣至少有几百万之巨。建筑工程项目中从招投标到材料采购，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商业贿赂的影子。一些施工企业为承揽工程，大肆行贿，而一些掌握工程建设大权的人员更是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工程建设资金。”（4月15日《中国证券报》）
其实，建筑业存在严重的商业贿赂，早就不是秘密。但当业内人士揭出黑幕时，依然触目惊心。这触目惊心的黑幕交易，绝非始自今日；对建筑领域商业贿赂的打击，也绝非始自今日。无庸回避的事实是，黑幕交易一日未停，打击行动一日未停，结果却是“建筑业的商业贿赂不但普遍而且数额巨大”。举国上下，到处是脚手架，如果真的“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商业贿赂的影子”，这其中的贿赂规模肯定会巨大得惊人！在如此严重的商业贿赂面前，更为严重的结论只有是：打击乏力，惩治无效。
这有人手不够的数量问题。从打击商业贿赂的现有力量看，除了纪检部门，还有公安系统的经侦部门和检察系统的反贪部门，即使把这几个部门的力量全加在一起，恐怕也无以招架从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再到建筑业，几乎普遍存在的商业贿赂。如果要加大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增加人手应属当务之急。
撇开办案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现有人员的专业程度不够，恐怕是更严重的问题。涉案的无疑都是业内高手，办案的却很可能是门外汉。虽然业务可以逐渐熟悉，但你还在寻找蛛丝马迹，他那里早已打草惊蛇了。笨猫玩不过狡鼠，未必不是许多领域打击商业贿赂令人尴尬的现状。要重拳打击商业贿赂，必须尽快提高办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商业贿赂猖獗的领域，往往是高手出没、玄机暗藏的领域，要不怕“魔高一丈”，就必须“道高百尺”。针对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在纪检、经侦或反贪部门，必须组建专业的打击队伍。或从业内特聘专人，或固定有办案经验的专人。人手配够配强，再能专案专人专办，就会积累出一整套硬招来。有蛛丝马迹能及时发现，有犯罪事实能及时破获，这样，就能打出声威，打出震慑力，商业贿赂才有收敛的可能。
揭开商业贿赂的黑幕，只能算是一道道闪电，暴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建立专业的打击队伍，才能算是一阵阵雷声，让人看到惩治出成效的希望。最后当然须有惩治的行动，那才是冲刷一切污浊的暴雨，才能最终打造出一个干净的世界。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60415/06142502994.shtml
                                                      2006-4-16下午13时许成稿于温岭
                                         浙江省温岭市委宣传部 （317500）   慕毅飞（公务员）
                                          笔名：慕容、莫心、易非、一飞
                                          0576-6010992       13705865359
                                          Email:  moxin1234567@163.net

有关世行贷款2000万美元的推测
慕毅飞
据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12日介绍，世行执行董事会11日批准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支持各级政府加强能力建设，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项目将由财政部负责实施，贷款将用于支付专家咨询服务、研讨会、培训、考察及其他活动（4月12日新华网）。这钱怎么花？只怕会产生有些令人担忧的推测。
首先，当然是争取项目，要进京，要找财政部。现在不再是“梁生宝买稻种”，飞机要乘，宾馆要住，请人办事，免不了吃点、喝点、玩点，完了还得送点……这账不妨挂着，只要项目到手，一切都可由世界银行埋单。
请专家来咨询、研讨，小车得买，宾馆得修，当然也得陪着吃好、喝好、玩好，本来这钱就是人家的，还不得让人开心？钱到了咱手上，怎么花就由不得人了。就算有什么限制花钱的规定，变个法子销账，什么招都有，甭愁！
考察更好办，来了人可以陪着国内游，接受邀请可以组团来个境外游，带着脑子去，忙的却是嘴巴、眼睛和耳朵。吃也吃饱了、看也看够了、听也听足了，这考察也就算圆满了，至于考察报告，不用走也知道该怎么说。
还搞培训？那是来钱的事，请的是老外，讲的是改革，培训班的动静要大，可以当个产业来办，铺天盖地发请柬，来的人多了，既有助于扩大知名度，更能额外捞一大笔培训费。人家只贷款不分成，赚多少都能进自己的荷包，哪有这样的好事？
所有这些推测，都算是小人之心。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做实的政府官员当属多数。但不妨把丑话说在前头，因为在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那里，迫切需要的不是“经济改革”而是“钱”，要是给了一笔推进“经济改革”的“钱”，未必不会没看到“经济改革”只看到“钱”。结果，“钱”是花了，“经济改革”却爱咋咋的。弄不好，于事无补，反倒多了笔20年后要偿还的债，这岂不倒霉？——但愿这只是杞忧。
http://news.sina.com.cn/c/2006-04-12/22278680525s.shtml
                                                      2006-4-13上午8时许成稿于温岭
                                         浙江省温岭市委宣传部 （317500）   慕毅飞（公务员）
                                          笔名：慕容、莫心、易非、一飞
                                          0576-6010992       13705865359
                                          Email:  moxin1234567@163.net